6月，白蕊在高考成绩公布后，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这位山东考生在考试结束后预估分数仅为520分，她认为考入211院校希望渺茫，甚至重点“双非”一本院校也难以企及。山东省公布的分数线显示，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特控线）为525分，恰好与白蕊的最终成绩一致。

特控线由教育部划定，是“强基计划”、综合评价、高校专项等特殊类型招生的最低分数线，同时也是中外合作办学招生的普遍参考标准。白蕊的母亲建议她考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因为相较于直接出国留学每年上百万元的费用，国内就读的“4+0”模式本科项目，学费可减半甚至更低。此外，有报考专家指出，此类项目的毕业生在海外申请研究生方面可能具备优势，更容易进入世界前100的硕士项目。

白蕊深入了解后发现，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今年高考前，教育部公布了新一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审批结果，共批准设立86个机构和133个项目。此前，全国已有253个机构和1100余个项目。其中，“4+0”模式，即学生在国内完成四年本科学习并获得中外双方或外方院校学位，作为一种“不出国的留学”方式，其真实情况如何，仍待观察。

寻找匹配

来自海南的孙晨皓是宁波诺丁汉大学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2026届毕业生，他早已为选择中外合作办学做好了准备。高二时，他就开始关注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校。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全英文授课、引进海外教育模式和师资、提供丰富的出国交换机会及第二课堂资源。

孙晨皓提到的几所大学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国内目前共有11所此类中外合作大学，被称为S11院校。报考这些院校的本科需通过高考统一招生，毕业后可获得国内院校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海外合作院校的学位证书。

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沈伟其介绍，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有三种形式：项目、非独立法人机构和独立法人机构。他认为独立法人机构是最高形式，代表着整体机制的引进；非独立法人机构通常为大学内的二级学院，属于学科层面的引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则多为联合培养项目。沈伟其强调，独立法人机构在中外合作办学生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孙晨皓当年的高考成绩为621分，与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录取分数线持平。他回忆，该校每年在海南招生人数约12-15名，高分考生间的竞争异常激烈，2023年其在海南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甚至达到了658分。

孙晨皓当时的高考成绩足以进入顶尖211院校或部分985院校，但他选择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是不想浪费英语优势，希望将语言能力应用于实际。他表示，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英语是“生存语言”，若无法听懂课程，将无法毕业。

宁波诺丁汉大学对考生的外语单科成绩有不低于115分的要求，其他S11院校也有类似规定。招生方式除全国统招外，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浙江省还实行“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部分院校还要求提交申请文书。孙晨皓曾申请上海纽约大学，该校实行自主招生，综合考量高考成绩、校园开放日表现和校考成绩，三者比例分别为6:3:1。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表示，该校中国学生主要通过自主招生录取。高考成绩是必要条件，也是重要的参考因素。自主招生选拔通常在每年4月完成，考生被分为A、B、C三档。A档考生若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控线即可被录取；B档则需根据A档剩余名额择优录取。学校每年招收500名学生，其中中国学生占251人。童世骏指出，能获得A档通知的学生通常高考成绩优秀，但也有学生在获得A档后放松要求，导致高考成绩未达标而无法被录取。

多位受访者认为，校园开放日如同“试吃大会”，对考生和院校的双向选择至关重要。童世骏介绍，上海纽约大学的校园开放日活动包含面试和试听课，他与美方常务副校长会亲自参与，考察学生的求知欲、探索能力、英语水平及自主学习能力。他认为，即使高考成绩顶尖，也不一定适合上海纽约大学，习惯被安排、缺乏兴趣或不适应全英文教学的学生，可能难以适应学校的学习模式。

自去年起，教育部密集审批通过了一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审批潮”似乎已然到来。沈伟其认为，这表明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经过多年发展，日益获得社会认可。实践证明，中外合作办学能够为高校高水平建设学科提供一条捷径，即“站在巨人肩膀上办学”，快速接轨国际前沿。而“4+0”模式的价值在于，学生能在国际化平台上培养传统大学难以快速塑造的竞争力。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指出，2034年前后，高校生源将出现快速下滑。当前正值增长期，同时国家需要优质本科学历的扩容，中外合作办学便成为一种消化扩招的渠道。其优势在于，学校可增加收入，并能通过定期合作应对生源高峰，在低谷期及时调整。

然而，童世骏强调，中外合作办学并非所有学校都应追求的方向，它将是满足教育多样化需求的一种补充和探索，而非主流模式。

“挂羊头卖狗肉”

近期获批的新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有6家由985高校合作设立，这被田力视为一把双刃剑。

田力，一位在上海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多年的专业人士，认为未来985高校可能会扎堆进入中外合作办学领域，整体办学质量或将提升。但他同时警告，985、211高校并非中外合作办学的绝对保障。他指出，未经教育部审批、由校内委培机构开设的各类国际本科项目，不论是“4+0”、“3+1”还是“2+2”模式，都存在较大风险，很可能是“坑”。即使是已获批的项目，也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

赵信认为自己就掉入了一个“坑”。他是北方某985高校与美国某州立大学合作的“4+0”项目的大三学生。他的高考分数仅比当地特控线高不到20分。该项目宣传“一本线读985、四年不出国拿美国学位”，且学费四年不到40万元，仅要求高考英语成绩超过90分，这让赵信全家都觉得“捡漏了”。

然而，赵信就读的“4+0”项目属于计划外项目，即不经过高考统招，绕过高考志愿填报体系。毕业后仅颁发海外合作高校学位证书，但该证书可申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此类项目的招生标准不一，有的要求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控线，有的则仅需满足校测或英语水平考试成绩。

入学后，赵信发现现实与宣传大相径庭。他表示，虽然校园卡与统招生外观一致，但后台权限不同，图书馆部分数据库无法使用。他们使用独立的选课系统，宿舍也单独一栋楼，与统招生分开居住。大一时，专业课主要由中方教师中文授课，辅以少量英文术语。大二开始，外籍教授“空降”进行全英文教学，但班上鲜有学生能跟上节奏。

孙晨皓也听闻过类似案例。据他了解，有同届同学被类似的计划外“4+0”项目录取，体验非常糟糕。田力指出，“计划内”项目通常要求外教授课比例不低于40%，而“计划外”项目则无硬性规定，师资质量全凭项目方自觉，因此质量堪忧。赵信入学后才注意到，其所在项目的外方合作院校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数百名开外。

沈伟其作为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专家，坦承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质量参差不齐。部分项目真正引进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但也有不少项目仅为学校创收。他甚至在近期一次全国性交流会上，看到有国内名校存在“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

他认为，在同一所高校内，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高考录取分数线高于普通项目，才是正常现象。然而，当前不少合作办学项目的分数线却可能低出数十分。

多位受访者注意到，近年来，计划外“4+0”项目数量逐渐减少。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相关项目已停办，目前经教育部审批的仅剩5所。其中，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的“4+0”项目是“顶流”，其外方合作院校悉尼科技大学常年位列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但田力指出，该学院的实际录取门槛比上海大学统招低100多分，却能与高考600多分的统招生共享校区资源，实现了“低分高就”。同时，该校的报考竞争依然激烈，英语成绩低于130分的考生基本难以被录取。

沈伟其将这种分数倒置现象称为“市场面临的系统性挑战”。他警告，如果大量“只创收不办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持续存在，将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无论计划内外，都不能以贩卖文凭为目的。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收费普遍高于普通本科。宁波诺丁汉大学每年学费为11万元，上海纽约大学则超过20万元。沈伟其解释，为吸引国外师资，学校需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教师招聘完全按照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标准进行。他坦言，算上学费和市政府补贴，学校的营收仅能勉强持平。

沈伟其认为，部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费低至每年几万元，是因为在国家生均经费正常拨款的情况下，学校在校舍、仪器、师资等方面的投入可以共享。目前，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尚未统一，浙江和江苏仍需审批，宁诺若要涨学费，需向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教育厅三个部门申请。但据他了解，大多数省市实行备案制，基本相当于自主定价。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退出机制已建立，近年来，每年都有不合格或因生源不足而停办的项目退出。沈伟其指出，教育部每年都会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质量评估，配套的“放管服”改革至关重要，否则市场将持续混乱。

自由度

孙晨皓毕业后选择加入宝洁公司，担任品牌增长部经理。他表示，较高的起薪可能使其在毕业后两年内就能收回大学学费。

毕业时，孙晨皓收到了宝洁、字节跳动、美团、欧莱雅等9家知名企业的录用通知，同时也获得了伦敦大学学院、纽约大学、墨尔本大学等院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他选择就业，是因为宝洁提供的岗位几乎不招收本科生，机会难得。

赵信的毕业前景可能不如孙晨皓。他入学时听到的宣传是“毕业生深造率70%”“出国读研优势巨大”，但截至大三结束，班上120名学生中，成功申请到QS排名前100硕士项目的不到10人。他认为，大部分同学毕业后将直接拿着外方学位证书找工作。田力指出，经过学历认证后，计划外“4+0”模式的毕业生可报考国内硕士，也可考公考编，但许多岗位在资格审查时会注明“要求国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中外合作办学毕业身份往往对就业没有正面帮助。

孙晨皓认为，相较于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毕业身份，学校四年带给他的更深层次的收获在于其心智的成熟。在应聘过程中，一位面试官评价他“更加成熟，更加脱离学生思维”。他对此的理解是，多数应试者会保持低姿态，而他认为与面试官的交流是平等的，应试者并非仅仅为了高薪或公司名头而来，而是探讨双方如何共同实现目标。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孙晨皓回忆，学校课堂上，学生是主角，知识点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通过讨论和分享来学习。得分并非首要目标，更多的是在实践中学习。课堂上，学生会模拟公司运作，讨论如何通过数据分析财务状况和公司发展可持续性。此外，校内资源丰富，包括简历工作坊、面试模拟、暑期实习项目等。合理运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成为了同学之间重要的分水岭。

孙晨皓表示，宁波诺丁汉大学让他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只会在试卷上写答案的考生，而是一个独立且完整的人，具备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童世骏认为，中外合作办学带给学生的特别优势在于自由度。他分析，上海纽约大学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学校，但在学术管理上完全遵循纽约大学的规范，课程、培养方案和评价标准均参照外方设计。小班教学、1:8的师生比以及70%的外教比例，使得学生能获得高密度的学术支持，每位学生都会配备专属的学术顾问。支持的增加，也提升了学生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学校不分文理科招生，最晚可在大二下学期确定专业，大一主要为通识教育。他认为，最佳专业是学生兴趣专长、学校学术资源和社会需求三者的结合点，这有助于学生从容地探索自我。

多位受访者提到，S11院校通常不强制要求学生海外交换，但极力鼓励。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学生本科期间可选择在上海以外的纽大校区或全球学习点学习最多两个学期。因此，上海纽约大学本科更像“3+1”模式，但不同于一般“3+1”，其国内三年更具在地留学体验。中外学生培养完全融合，甚至强制要求宿舍混住，不允许两名中国学生同住。

宁波诺丁汉大学毕业生中，90%选择继续深造，其中超过90%选择出国。沈伟其认为，选择完全“4+0”路径是一种理性且经济的选择，且近年来选择此路的考生日益增多。

白蕊尚未决定是否选择中外合作办学，她仍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认为自己在高中毕业时难以清晰规划未来。田力建议所有考生擦亮眼睛，仔细核查项目是否获得批准，以及合作双方的办学水平。孙晨皓则鼓励大家勇敢尝试，给自己一个体验别样风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