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发布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该《规划》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相互衔接，在关键时期为“十五五”期间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设定了目标和任务。多位专家就此规划进行了深入解读。

战略性接力，绘制发展蓝图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晓强指出，《规划》的发布，与《纲要》以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他用跑步类比，认为《纲要》确立了目标与方向，《三年行动计划》是启动阶段，而《规划》则是在过程中积蓄力量，对整体成果至关重要。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要求《规划》必须打牢基础，全面发力，为后续发展赢得优势。

马晓强进一步解释，这种战略接力在具体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以“立德树人”为例，《纲要》提出了“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部署了初期基础工作，《规划》则将其具体化、工程化。从“为何做”到“近期做什么”，再到“如何做”，这三份文件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体现了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战略思路。

中国教科院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邓友超表示，当前培养的学生到2035年将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因此，当下的立德树人工作，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而进行的规划。

高质量发展的多重维度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原部长朱旭东认为，《规划》从四个维度系统规划了教育高质量发展：一是基础教育的优化升级，二是高等教育的创新能力培养，三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四是全球教育领域的引领。这四个维度共同回应了公众对“上好学”的期盼。

在基础教育方面，朱旭东分析，推进学前教育的普惠优质、义务教育的均衡优质以及高中阶段学校的多样化发展，旨在让更多儿童获得更优质、更公平的教育，缩小地区、城乡和校际差距，实现“家门口上好学”的目标。

关于高等教育，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指出，《规划》引导高校将重点从学科发展转向服务国家战略。未来五年，“双一流”高校的本科招生规模将增加超过10万人，同时还将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方面，《规划》强调将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质生产力的要求融入其中，并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相衔接，以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需求。

对于全球教育赛道的引领，朱旭东认为，中国教育正从“追赶”转向“引领”。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领域，中国已处于世界前列，并持续扩大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合作优势。未来将侧重于形成可推广的中国经验。

此外，《规划》还强调了教师队伍建设，朱旭东将其概括为“三重获得感”：专业上的提升（学历与培训体系完善）、职业上的保障（社会保障与尊师重教氛围）、个人发展上的满足（身心健康与幸福追求）。他认为这三者协同作用，才能真正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在变革中开创新局

《规划》首次在教育五年规划中专门设立篇章部署规划布局，这反映了人口、产业、科技三大变量的深刻变化。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厚莲介绍，基础教育各学段正呈现“排浪式达峰”的特点。同时，城镇化进程导致人口加速从乡村向县城、大城市、省会城市流动，这给教育资源配置带来了挑战，一方面农村学生减少，另一方面省会城市、大城市小学出现大班额问题。

邓友超认为，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的方式配置教育资源，将可能出现资源过剩与不足并存的情况。《规划》要求各地准确研判人口流动趋势，科学规划学校布局，这一部署非常及时。

在高等教育领域，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正在探索建立技术转移办公室和技术经理人制度，以促进科研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李立国表示，当科研成果符合市场需求时，市场机制会驱动资本投入。中国在论文和专利数量上已不逊于美国，但在风险投资方面仍有差距，这正是《规划》强调“政产学研用金”六要素联动机制的深层原因。

中国教科院数字教育研究所所长曹培杰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智化变革”，标志着教育进入了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规划》多处聚焦人工智能，认为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以及大国竞争的前沿。因此，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和升级教学模式，都是为了应对人工智能为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李立国总结道，这项规划不仅描绘了教育自身的发展蓝图，更是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人才基础和未来希望。